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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贵与红旗渠:修渠没有饿死一个人
点击:  作者:蔡如鹏    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  发布时间:2019-05-14 09:34:11

 

       杨贵,26岁任河南林县(今林州市)县委书记,后来担任过公安部副部长、国务院扶贫办顾问。上世纪60年代,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,他带领林县人历时10年在太行山腰修建了引漳入林工程红旗渠,被世人称之为人工天河,彻底解决了林县人祖祖辈辈的吃水难问题。周恩来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:新中国有两大奇迹,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,一个是林县红旗渠。所不同的是南京长江大桥是集全国之力修建,而红旗渠完全是凭林县一己之力。

因红旗渠出名的杨贵,不久便卷入政治漩涡中,几起几落,而无论是被提拔重用,还是受迫害遭批判,都无一例外地起因于当年他领导修筑的红旗渠

1954年,26岁的杨贵被河南省委派到林县当县委书记,直到1973年,周恩来亲自点名调他去公安部工作为止,他在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山区县前后工作了19年。也正是在这期间,林县人修凿了轰动一时、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红旗渠。

 

杨贵(1928528-2018410)

感谢1959年那场大旱

林县自古就饱受缺水之苦。由于十年九旱,老百姓平时都不洗手脸,长年累月地不洗衣服,只有在婚丧嫁娶这些大事的时候,才舍得去缸里舀出一点点水来,全家人合用一个洗脸盆,你洗完了我洗。洗完了的水,或是给牲口喝,或者浇菜,也不舍得倒掉。当地流传一个说法,林县姑娘嫁人不图你的万贯家产,就图你有水洗脸

刚到林县,杨贵就听说了这样一个事:民国年间,桑耳庄300多户人家,常年要到8里外的黄崖泉担水。有一年除夕,老汉桑林茂为了过年吃顿饺子,一大早就去挑水,直到太阳落山也没有回来,刚过门的儿媳着急就去村头等。接到公公后,儿媳想帮着担水,可不小心碰翻了桶,把水洒了个净光。回来后,儿媳又羞又愧,当晚就上吊自杀了。

据杨贵回忆,由于缺水,林县人生活很艰苦,一年粮食亩产才200多斤。我是解放后去的,老百姓吃的太差,还不如战争年代我打游击的铁路沿线。当时我就感觉林县不解决水的问题,群众要过富裕生活,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担任县委书记后,杨贵决心带领全县55万人重新安排林县河山。最初,他并没有考虑从山西的漳河引水。他回忆说:林县境内有几条河流,我和县委其他领导当时都认为只要充分利用好河里的水,挖掘地下的水,蓄住天上的水,就能彻底结束林县缺水的历史。所以一开始打了很多旱井,从1955年起还相继修建了抗日渠、天桥渠、英雄渠和3个中型水库。1959年一场干旱让这些水利设施形同虚设。由于流经林县的几条河流全部断流,已建成的渠道无水可引,水库无水可蓄,打下的旱井也已干涸,这才逼着我们走出去找水

多年后,在谈起修建红旗渠的动议时,杨贵仍感慨地说:应该感谢1959年那场大旱,它使我们从陶醉中清醒过来。严酷的现实,不仅考验了林县的水利设施,而且也逼着县委不得不重新考虑解决林县缺水的办法。

19596月,林县派出3个调查组顺着漳河、淇河和淅河逆流而上,寻找新的水源。很快,目标就锁定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漳河。其他两条均为季节性河流,而漳河最大流量达7000立方米每秒,常年流量30立方米每秒,即使枯水季节也不少于10立方米每秒。

为了让山西方面同意引水,杨贵除了请河南省委与山西省委协商外,还趁春节之际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打电话拜年,恳请曾在林县工作过的他帮助协调解决。如今已92岁的陶鲁笳也居住在北京,杨贵时常去看他。两人谈起那段往事,老书记总是感叹道,当年他以为杨贵只是修条小渠解决吃水问题,哪知道竟然修了这么大一条人造天河!

再晚两年,肯定修不成

在征得了上级部门和山西省的同意后,下一个问题就是修渠的经费和设备从哪里来?为此,林县曾找过省委、地委,但得到的答复是:国家困难,不可能给予资助,林县可根据自己的财力、物力、人力考虑安排。

 “那时县财政只有290万块钱,但粮食还充足,有3000多万斤储备粮,每个生产队都有三五万斤。杨贵回忆说,最关键的是群众修渠的热情很高。一听说要跨省修渠引水,大家都摩拳擦掌,纷纷要求参加。有个13岁的孩子叫张买江,他父亲在修渠中刚不幸被崩塌的巨石砸中牺牲,他母亲就把他送上工地。工地指挥长说什么也不答应,父亲刚走,怎么能让家里的独苗再来呢?更何况他还是个孩子。他母亲恳求说,让孩子留下来接着干吧,俺知道,红旗渠水流不过来,他爹也合不上眼。

就这样,1960年春节刚过,近4万名修渠民工就自带口粮、被褥和简易的工具,汇集到晋冀豫3省交界的漳河边。

为了速战速决,修渠大军一上来就一字排开,在70多公里长的工地上全线开工。由于技术人员不够,民工又看不懂图纸,漫山打眼放炮,一崩一个山头,有的挖错了地方,有的炸坏了渠底。沿线的山西群众对此也是怨声载道。他们向杨贵反映,天天放炮,像地震一样,把牲口吓跑不说,还把房子也震裂了,这样下去还怎么过日子?

 “在林县还好办,但在人家的地盘上,时间拖得越长,矛盾就越多。杨贵说,开工20多天后,他们就调整了施工方针,集中力量先把山西境内的20多公里渠道修完。事后证明,这次调整对修凿红旗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当年,与红旗渠几乎同时动工的还有甘肃定西的洮河大渠,也是全线开工,但没坚持多久就全线下马了,只留下沿途遍地的坑坑洼洼。而红旗渠在开工8个月后,就把滚滚的漳河水引入了林县,极大地振奋了林县人继续修渠的热情。事实上,正是这种修一段、成一段的分段施工模式,才使得红旗渠的建设能前后坚持10年之久,并最终得以全线贯通。

漳河原本经山西流入河北,红旗渠第一期工程建成后,就改道流向林县。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紧张,受影响的河北几个县意见很大,甚至好几次偷偷炸毁了红旗渠渠首大坝,这让杨贵很意外。他对记者说,当初修渠没考虑有什么矛盾,想法很简单,盼水心切,也没想到开工正好赶上全国困难时期,各地都忙着解决吃饭问题,顾不得阻拦我们。他感慨道:如果再晚两年,矛盾多了,就肯定修不成了。

修渠没有饿死一个人

红旗渠有很多段都是在悬崖峭壁上修筑的,这都是当年林县人系着一百多斤重的麻绳,悬挂在半空中,一锤一锤凿出来的。

动工以后,资金需求越来越大。为了把漳河水早日引到家门口,林县人想尽了办法。买水泥太贵,他们自己建水泥厂生产水泥,整个工程所用的6705吨水泥,有5170吨是林县人自己生产的;缺少炸药,生产队便多积有机肥,省下的硝酸铵配上锯末、干牛粪碾碎制成土炸药;钢钎造不了,大伙就力图节约,长钎磨短了就当小撬用,小撬磨短了就捻成手把钻用。在资金最困难的时候,县委抽调了30多名干部,成立了劳力管理组,组建工程队,到其他城市承揽工程,赚钱弥补修渠资金的不足。据,当年就有31000林县人外出搞建筑,挣回经费1800万元。

196011月,中央发出通知,全国实行百日修整,基本建设项目全线下马,红旗渠也面临停工的危险。

当时,山西境内的渠道刚竣工,正在修筑从河口至木家庄的二期工程。如果停下来,整个工程很可能就会因此夭折;如果不停,又违反中央政策。最后,杨贵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:绝大部分民工回生产队修整,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,继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——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。中央要求修整,是因为当时粮食紧张,停止工程建设,全力保证老百姓的生命。但那时我们还有几千万斤储备粮,中央指示要执行,工程也不能停。青年洞的作业面很小,上不了很多人,即使在正常年份,也要凿很长时间。留些人先啃下这块硬骨头,等形势好了,再大批上人修明渠。杨贵说。

他告诉记者,在三年困难时期,红旗渠的建设没有中断一天,而且在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,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。

林县为什么有这么多储备粮?杨贵说,这主要得益于大跃进期间他没有跟风,报的产量比较实。他记得有一次新乡地委、专署召开县委书记会议,让各县汇报小麦产量,杨贵报了一个比较低的数字,我汇报完后,专员很生气,说就是躺着睡觉也能产那么多!像这样,林县就根本没有大跃进杨贵一度被批判为有意瞒报,右倾思想严重,但他坚持不能说瞎话,有些县报的高,水分很大。你报的多,国家购的就多,留下的自然少了。结果,在河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年代,林县没有因为修渠饿死过一个人

修一条红旗渠有什么了不起?

开凿青年洞时,上级经常派人下来检查。为了应付检查,施工青年们在路边安置了观察哨,一旦发现有小车经过,立刻挥动红旗,示意洞内的人停止施工。等车走远后,又继续干。

尽管如此,还是有人到上面告了杨贵的状。19617月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在新乡纠正大跃进造成的的偏差,一听林县县委不顾群众死活,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,非常生气,随即指示地委撤了正在新乡开会的林县组织部部长路加林的职,还准备撤杨贵的职。杨贵回忆说,结果把我叫去开会,会上我讲了林县的实际情况,谭副总理听了立即派人到林县调查。调查结果证明我讲的是实话,才恢复了路加林的职务。

196545日,林县人经过5年艰苦奋斗,凿通了最艰险的红旗渠总干渠。随后杨贵又带领大伙用了1年时间,修筑了3条干渠,正当他准备一鼓作气建设配套工程时,文革开始了。文革中,一些造反派诬蔑红旗渠是黑渠”“死人渠,杨贵也被打成走资派撤职罢官,长期遭受批斗毒打。好在林县群众暗中保护杨贵,给他兜里塞鸡蛋,往他怀里揣烙饼,把他从造反派手里抢出来送到山西劳模李顺达家,后又辗转送往北京,让他躲到了新华社记者方徨等人的家里。不久,新华社和《人民日报》几位记者联名写信给周恩来反映杨贵的情况,周恩来指示河南把杨贵保护起来,他这才得以回林县,组织建设配套工程。

196976日,历经10年的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。但仅仅过了100天,省里军管负责人又在林县组织批杨贵,说红旗渠是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”“杨贵穿新鞋,走老路。这些人还攻击杨贵修了一条小小的红旗渠有什么了不起?红旗渠对外惊天动地很凶,对内灰心丧气很空。又是周恩来知道后,立即要河南省委常委、省军区党委常委和杨贵来北京。他拉着杨贵的手质问那个军区负责人,你为什么反红旗渠?为什么整杨贵同志?

1973年,杨贵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,并随即到北京参加中央读书班学习马列主义。在学习期间,周恩来又提名杨贵到公安部工作。最初,他不愿意去,觉得自己没有经验。当时兼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劝他说,不熟悉不怕,我也没经验,有事咱们共同商量。在公安部,杨贵又被卷入他更难以把握的政治漩涡。直到20063月,中央才批准了他的职级为副部长级,享受中央、国家机关部长级医疗待遇。

原载于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09年第42期,作者蔡如鹏。

责任编辑:向太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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